民国北京北平的挑补花业

关于挑补花业的历史起源，存在两种说法。一是本土说，认为挑补花原是我国的一种民间工艺，已有很久的历史。在日常使用的枕头、围嘴和妇女裤口上，多挑上各种花样图案。补花起源于“堆绫子”。皇家贵族和地主使用的荷包、扇子套、表套和椅垫上，以及庙宇中的佛幔等上，多用绸缎丝线堆补花样。二是外来说，如张延祝《日趋没落的北平手工业》一文认为“（北）平市花边业历史甚浅，系十九世纪末年由欧西传教士传入中国，最早流行于香港汕头一带，自南而北，民国初年北平始有制作”（张延祝著《日趋没落的北平手工业》，载《经济评论》第1卷第16期，年7月）。又，张光钰在《北平市手工艺生产合作运动》一书中持论大略相同，认为“挑补花传入北平，大约已有五十年的历史，也是由传教士传入”（张光钰著《北平市手工艺生产合作运动》，年印本）。我们知道，挑补花业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。但是，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本土说的成立。从遗存文物看，元代兴建的白塔寺就陈列有清代乾隆十八年（年）塔藏的织锦贴花镶嵌法衣；在雍和宫内也保存有绿度母补像、三长寿佛像的堆绫袈裟等多件。挑补花作为商品大量生产是在年前后。最初是传教士中的修女带领女教徒制作，制品供传教士使用，或寄回本国。年美国传教士在灯市口开办慈善工厂。当时所用图案，多为“天坛”“牌楼”。北京（北平）挑补花业在民国期间的兴衰状况，张光钰《北平市手工艺生产合作运动》一书有简短的归纳：北平的挑补花业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最发达，工人达八万人左右，销路极畅，常有供不应求之势。九一八以后，略受影响，旋即恢复旧观，七七事变后再挫，但次年又转繁荣，工人数仍保持五六万人的数目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国外交通完全断绝，出品无路可去，工厂作坊相继关闭，能继续支撑到胜利前夕者，仅一二家而已，这可说是挑补花业最大的厄运”。（陈华中、钟德钧著《旧中国北京的挑补花业及工人状况》）又据记载，年美国传教士又在燕京大学内开办燕京工厂，以后又增加为“培德”——补花，“培善”——手绢，“培元”——挑花等四个工厂，吸收教徒及附近贫民入厂生产，直接经营出口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海运畅通，出口恢复，生产迅速发展起来，大小作坊达到余家。到北京解放时，只有小作坊20余家。民国时期的绸缎店铺另据年调查资料，北平“规模较大之花边（按：即挑补花）工厂有三家，即灯市口之“慈善工厂”，社会局之“妇女工厂”及“仁慈堂工厂”，工人皆为女工，散居于朝阳门、东直门、西直门外，约计二百余人。家庭作坊则有一二十家，小者占房一二间，大者三四间，工人率为附近妇女”。挑补花“出品可分挑花、抽花、补花、凸花等类，以枕套、床单、窗帘、台布、沙发用品、手帕、钱包、书包为大宗”。所用原料“除中国夏布外，尚有瑞士玻璃纱、英国麻布、法国颜色线、香港软漆布等，现以价值过昂，输入不便，一时尚无适宜之代替品，因之影响制之精品致，品质亦以减低”（张延祝著《日趋没落的北平手工业》，载《经济评论》第1卷第16期，年7月）。民国北京（北平）挑补花生产的特点是层层包买主控制下的、分散的家庭手工劳动。作坊是主要的基层生产单位，他们将布料和彩线分发给散工进行加工。有的作坊联系的散工有五六百人甚至上千人。工人绝大部分是贫苦的家庭妇女和尚未成年的女孩，她们主要集中在海淀蓝靛厂、城内的北新桥、朝阳门内外和东郊东坝一带。文章出处：《北京文史》——《民国北京（北平）的成衣、鞋帽与针织业》作者：章永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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