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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建林江海同归杭州日报

来源:纺织印染 时间:2022/8/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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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王艺霖韩逸轩

大水之中,必有大鱼。

三十年前的中国,有这么一批年轻人,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,办企业,搞实业,历经艰难险阻、锐意进取、不断发展壮大,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。

所谓江海同归,抛开出身不谈,人的命运、企业的命运,其实与国运相连。风云激荡三十年,这批敢于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已经适应了新秩序,也为后辈立下了标杆。而邱建林正是其中的一位。

上世纪60年代,邱建林出生在萧山衙前,幼年时家境贫寒,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,那时的他最大的愿望仅仅是“吃顿饱饭”。初中毕业后,瘦弱的邱建林被生产队安排到了钱塘江边上割草养羊挣工分,为家里分担经济压力,并不是不想升学,只是作为村干部的大哥对他说,“全村就一个升学名额,你得把机会让给其他贫下中农子女。”

“前所未有的环境,造就了前所未有的一代人。”童年的贫苦,和青年的颠簸赋予邱建林坚毅的性格,他告诉自己“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!”时代浪潮滚滚向前,很快,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黄金发展期,邱建林也等到了属于他的黄金时代。

从养珠老大、扭亏厂长到拼命三郎、恒逸掌门,邱建林的人生角色一直在变,每一个阶段都是一路荆棘,他是改革开放的探路人,也是造福中国的奋斗者。一次次站在时代潮头,邱建林如何开始、走过这段漫长征程,他又是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的使命担当?

以下,是他的自述:

养珠老大:把效益搞上去!

年12月,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,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自此开启。

俗话说,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。我所在的翔凤村(今四翔村)属平原水乡,河流纵横。为了发展集体经济,村里决定利用优质水资源,在原有渔场的基础上扩大经营范围,开办了一个珍珠养殖场。但由于缺乏技术,养殖场的效益一直上不去。

年,萧山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,社队工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肯定。这一年,刚满18岁的我被选到村办珍珠养殖厂工作。从此,我正式当上了一名“工人”。

作为村团支部书记,我什么苦都能吃,什么活都愿干。为了节省成本,我跳到河里摸蚌,采用最传统的办法——空瓶吊着网袋,将河蚌养在网袋里。同时,为了保留河蚌苗种,我带领工友们自己动手培育河蚌。每到河蚌的繁殖期,都用水泵不停地泵水,保持水的流动,增加水中的氧气。因为当时的电力供应不太稳定,随时都有可能停电,我只好寸步不离,日夜看守着养殖珍珠的河塘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打听到,有的地方养的是三角帆蚌,与村里养的土生褶纹冠蚌相比,产的珍珠色泽特别黄亮,价格也要高出很多。年,我几经周折后,才从外地将三角帆蚌引了进来。此后,产珠量稳步上升,优质珠吸引了省内外珍珠行商竞相上门采购,最高价格达到元/千克。

年,村里创办了珍珠饰品工艺厂,聘我担任厂长。我将珍珠加工成项链、手镯、戒指等系列饰品,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,远销深圳、珠海,直至香港、澳门等地。

由此,厂子规模迅速壮大,跻身全省珍珠行业前三甲,翔凤村(今四翔村)集体经济因此跃居全镇行政村第一位,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养珠老大”。然而,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。在一次“杭万”之行后,我开始琢磨起自己的事业来了。

记得那次到“杭万”参观学习,我一直极为仰慕和敬重的时任“杭万”厂长、后被誉为中国“商界常青树”的鲁冠球前辈亲自出面接待了我们。

在参观的时候,我忍不住问道:“鲁厂长,你们厂子现在的经营规模有多大?”

鲁厂长竖起一根手指,笑呵呵地说:“就利润而言,天一亮就一万!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目标,那就是每十年添个零!十年后,达到天一亮十万;二十年后,就是天一亮百万!”

“天一亮就一万”,一年的利润就有多万啊!我一听就羡慕不已,内心触动很大。

虽然我喜欢珍珠行业,工艺品也不会消亡,但它总归是个子行业,发展余地有限,很难做大,很难像鲁厂长一样实现“奋斗十年添个零”的惊人目标。改行,寻找新的创业梦想,开始在我的心中萌发……

扭亏厂长:一年翻盘的奇迹

年1月1日,萧山撤县设市,标志着萧山告别以农业为主的发展道路,迈上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新台阶。这一年10月,绍兴柯桥轻纺市场正式开业,带动了周边纺织行业的快速发展。经过反复思考,我下定决心改行进入纺织行业,与人合伙购置了14台织布机,办起了萧山工艺布厂。

正当我把布厂打理得顺风顺水,准备在纺织这个领域干出点名堂来的时候,镇党委书记上门找我谈话,说组织上有意让我去全镇亏损最严重的镇办企业——衙前丝绸化纤布厂担任副厂长,负责生产和销售工作。

去救亏损企业,万一救不活,岂不是自找麻烦?一些好心的亲友都劝我别犯傻,不要去冒这个没有必要的险。说实话,当时我心里也不是很有把握。可回头想想,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挑战自我的难得机会,便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重托。

年2月,我走马上任衙前丝绸化纤布厂后,便对这家陷于瘫痪的工厂进行深入调研。厂里没有流动资金,已经有半年没发工资了,职工把厂里的棉纱偷拿回家织毛衣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。试想,让这样的工厂起死回生,难度可想而知。

救厂先救“人”。面对这个人心涣散的“烂摊子”,首先必须整顿思想,尽快恢复信心。人总是要吃饭的,没有工资,职工们吃什么?拖欠的工资总得想办法先发下去。我粗略测算了一下,全厂多号人半年工资总共30万元左右。

我从家里拿了5万元,和厂里另外两位领导一起,3个人凑了10万元,还缺的20万元就从信用社贷了款。凑齐了款项后,全厂职工大会立马召开,当场向职工们发放了工资。

会上,我向大家讲清楚发工资的钱是怎么来的,慷慨激昂地说:“厂,是我们大家的厂,搞好搞不好,我们人人都有责任。只要树立信心,每个人尽心尽责,我们厂一定能够打赢翻身仗,一定能够实现扭亏为盈!今天给大家发工资,一年后如果还继续亏损,我邱建林奖金工资一分都不要,现在拿出的5万元也一分都不要!”

话音刚落,全场顿时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厂长自掏腰包发工资,我上任后的“第一把火”烧得职工们的心头热乎乎的,大家的工作热情一下子就鼓起来了。

办厂光有热情还是远远不够的。随后,我接连采取严肃厂纪厂规、加强内部管理、调整管理干部和公开选拔人才等举措,这“几把火”一把烧得比一把旺,一把烧得比一把更令人信服,空前激发了全体职工奋发向上的主人翁精神。

很快,衙前丝绸化纤布厂的效益便扶摇直上。年,全厂销售收入超过万元,创利多万元,成了全镇效益最好的企业,被评为萧山市一级工业企业。

于是,我这个曾经的“养珠老大”,又博得了“扭亏厂长”的美誉。年7月10日,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就在我入党的第二个月,镇党委书记又一次找我谈话,郑重地向我宣布了组织决定,将我调至另外一家濒临倒闭的镇办企业——萧山色织厂担任厂长。

人活在世上就应执着于事业,为家乡父老的富裕、为地方经济的发展、为我们国家的强大作出应有贡献!面对组织再次寄予厚望,我顿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。

拼命三郎:初生牛犊不怕虎

萧山色织厂设立于年,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年创办的萧山县衙前公社针织厂。那时,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背景下,14名杭州市棉纺局系统干部职工子女跨过钱塘江,前来衙前公社插队落户。为了解决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,杭州袜厂与衙前公社“厂社挂钩”,对口支援了几台手工织袜机,创办了针织厂,为杭州袜厂配套缝合袜口。

当时,我大哥在衙前公社工作,代表公社参与针织厂的创办并出任首任厂长。他肯定不会想到,17年后这个几易产品、数经更名的厂子,接力棒传到了我这个小弟的手上。我也没想到,这一次的临危受命竟然成为我人生的巨大转折。

由于历史原因,乡镇企业尽管已经戴上集体所有制的“红帽子”,但在“夹缝求生”走向“阳光地带”的道路上依然遭遇了诸多的坎坷。年,国家开始采取宏观紧缩政策,乡镇企业由此进入长达3年的调整治理阶段。加上企业自身经营不善,萧山色织厂陷入了亏损的泥潭。

我是年8月18日到萧山色织厂赴任厂长的。根据衙前镇工业办公室提供的资产清查报告显示,色织厂当时年销售收入不到万元,职工多名,总资产万元,负债超过万元,净资产还不到60万元,应收款坏账和库存贬值合计超过60万元,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、入不敷出了。

要把举步维艰的色织厂从倒闭的边缘上拉回来,谈何容易,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!当年的我28岁,论经验也没比别人丰富多少,但是勇气还是很大的。我不知道前面到底有多艰苦,反正我有一颗赤子的心,有一条命可以去拼。

作为一厂之长,我身先士卒,扑下身子,如同“拼命三郎”,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染每一名职工。当时,厂里实行“三班倒”工作制,早上8点、下午4点、深夜0点是交接班时间。我在刚上任的几个月时间里,几乎没有一次在0点前下班;即便再困再累,早上也不迟于7点半到厂。

艰苦创业几乎是每一个企业家的人生底色,对于我来说也不例外。我发扬“走尽千山万水、说尽千言万语、想尽千方百计、历尽千辛万苦”的“四千精神”,日夜想的干的都是如何使厂子尽快发展起来。一年到头,我难得有几餐饭与家人一起吃,难得有几个夜睡过安稳觉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在狠抓内部管理、克服人浮于事的同时,我广泛搜集市场信息,一旦看准了畅销产品,便立马组织生产。年底,不到半年时间,萧山色织厂一举摘掉了“亏损帽”。

东方风来满眼春。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,冲破了“姓资姓社”的思想束缚,人们的思想又一次得到大解放,让中国这艘航船再次行驶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航线中来。当时,整个社会投资激情涌动,房地产、股票和第三产业投资热潮席卷而来。面对一股股“热浪”,我却不赶“时髦”,认为既然选择了纺织业,就要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,不断做大、做强、做精主业。

没有投入,就没有发展;大发展就要有大投入,大投入才会促进大发展。为此,我本着“老厂办新厂、一厂办多厂”的发展方式,确定了“多方联合、规模发展”的经营方针。年前后,经过多方寻找资金、寻找项目、寻找合作伙伴,我们与中央党校和胜利油田两家单位的下属公司相继达成联营协议,合计筹资万元,着手筹建印染和化纤项目。

恒逸掌门:沧海横流显砥柱

项目筹建期间,为了打响品牌,我广泛征求意见,最终选定“恒逸”两个字作为公司名称和企业品牌。所谓“恒”者,意为“持之以恒”;“逸”者,盖因本人生肖属兔,乃取其字型,意为“超过一般”。“恒逸”,寓意为“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”。

创业艰难百战多。筹建印染项目期间,设备极为紧俏,制造商收了设备款却迟迟发不出货。时不我待,我们不甘坐等设备而错失发展良机,大胆地采取了“拦截设备”的非常举动,从半路上将制造商发往其他公司装有印染设备的车辆“请”了进来。

年2月,杭州恒逸印染公司开张营业。年5月,杭州恒逸化纤公司第一台加弹机投入生产。年6月,杭州恒逸实业总公司组建设立。当年,恒逸关联企业销售收入一下子就突破了亿元大关。

年7月1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正式施行。10月18日,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宣告成立,成为《公司法》施行后浙江省首家省批企业集团。企业的合作机制由联营改成股份制,由我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随着形势的变化,乡镇企业体制弊端日益显现,越来越制约生产力的发展。年10月萧山市出台《关于今年第四季度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整体推进企业转制的工作意见》后,衙前镇成立企业转制工作领导小组,将恒逸集团列为首批转制企业。

转制后,恒逸集团蜕变为民营企业,以我为代表的经营团队拥有了绝大多数的股份。作为大股东,我头上就像套了个“紧箍咒”,不断催促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企业生存之道。从此,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恒逸掌门”。

年3月,萧山市纺织印染行业协会成立大会召开,我又被推选为协会会长。身为行业“领头雁”,我的责任更重了。

正当我踌躇满志地从国外引进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之时,一场肇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突如其来,波及世界各地,对中国的纺织业出口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作为纺织行业的重地,萧山纺织企业也多数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。一时间,中国纺织行业“夕阳论”在业内外弥漫开来。

只要精神不滑坡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我坚定地认为纺织行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传统行业,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,才会一代代相传下来。“让中国悠久的纺织历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再次闪射耀眼的光芒!”当一条大幅标语在厂区醒目的位置赫然出现时,恒逸人心头升起了一份从未有过的历史责任感。

“只有倒闭的企业,没有倒闭的行业”。年6月下旬,我经过深思熟虑后,召集董事会全体成员开了一个关乎恒逸未来何去何从的“遵义会议”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,董事会作出了印染停业转产的重大决定,并对年制定的恒逸集团“一五”规划进行重新调整,确立了后向一体化发展战略。

战略上的进与退,不同于战术上的攻与守。在危机面前,谁能抢占先机,并能灵活应变,谁就是赢家。特别在行业萧条时期,企业活下去才是硬道理。壮士断腕,这是何等的悲怆!一个苦心经营了整整5个年头尚在盈利中的厂子说关就关了,在恒逸集团内外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。

我认为,搞企业是一个长期行为,放弃印染如同“弃卒保车”,为保持和巩固企业的既有优势赢得了主动,成为恒逸集团实施大战略的重大转折点。此后,我便集中精力,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向产业上游拓展的逐梦征程。

开路先锋:挥挥衣袖越过山丘

“服装→纺织面料→涤纶长丝/短纤→PET(聚酯)→PTA(精对苯二甲酸)/MEG(乙二醇)→PX(对二甲苯)→MX(混二甲苯)→石脑油→原油”,这是一条往上游延伸的完整化纤产业链。从经济学角度分析,越往产业上游,资本越密集,竞争越有优势,投资风险也越大。于是,我时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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